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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松 做中华民间文化的基因库(组图)

  • 时间:2014-11-21 13:31
  • 来源:天津日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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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松,1943年生于台湾省桃园县,现居北京。1971年创办《汉声》杂志至今,以此为平台抢救、保护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共完成两百多种民间文化、民间手工艺的收集整理。2013年当选“凤凰年度文化人物”。

印 象

“中国结”的名字因他而得最初知道黄永松,是在2006年看到了《汉声》杂志的春节海报书《大过狗年》。那种扑面而来的、浓烈的乡土气息和中国元素,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体验,也让人通过这样一本杂志,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1971年与好友创办《汉声》杂志到现在,黄永松已在《汉声》工作了43个年头。2013年年底,年逾古稀的黄永松当选“凤凰年度文化人物”,他坚持大半生的对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推动工作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两个多月以前,记者终于在位于北京西坝河一幢高楼内的汉声工作室见到了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整个工作室被黄永松布置成了一座中国民俗的博物馆,门神年画、剪纸、蜡染和各种手工艺品占满了房间、过道,但最多的还是他和他的团队在这些年出版的与民间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和杂志。

小会客厅的窗台上晾晒着很多泡过的茶叶。黄永松笑言,这些喝剩下的茶叶其实也有很多用途,可以点一些火,熏出一点茶香;可以晒干做枕头芯;还可以让他年轻的同事们识别一下不同种类的茶的模样。在他看来,所有老的、用过的东西,也仍是有用的,只需你有一颗善于发现和探寻的心。

他用来放茶杯、茶壶的“茶盘”也很特别,是几块古砖。黄永松又说,这几块砖是他们在宁波慈城做民间手工艺博物馆的时候捡到的。当时做那个项目,拆下的旧瓦片砖头都不舍得扔掉,再重新砌到新墙里面,他捡了几块背回北京,留作纪念。

对黄永松来说,如果最初关注传统民俗文化是源于兴趣和热情,那么,此后记录和守护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便成了他一生的责任和担当。

黄永松做过一件影响特别深远的事,就是对“中国结”的命名。“中国结”这三个字,古书或者民间并没有过记载。1980年,在台北的黄永松,发现老奶奶们闲暇时喜欢摆弄这种手工活儿,一根绳子可以有无穷变化。他从中发现这种中国古老的编结艺术所蕴含的文化寓意,便用心搜集各种编结方法,最终整理为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并总体命名为“中国结”,出版了《中国结》系列丛书。从那时起,“中国结”红遍世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

1989年,黄永松从台北第一次来北京,开始对中国民间文化做更深入的探寻。他遍走田野乡间,采集中国的、传统的、活生生的民间手工艺文化。他和他的工作伙伴曾经花8年的时间做了《惠山泥人》,用9年的时间做了《风筝图谱》,做传统建筑系列则用了十几年。

他常常跟朋友们说,我们中国人是最幸福的孩子,我们坐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引领好的、新的生活,应该把祖先的智慧传播出去。传统民间生活是可触、可感、可亲、可爱,活生生的文化之宝。了解它,并且吃透它所给予我们的营养,必能改善目前的文化状态,建立更合理的新生活。

聊天时谈到天津,黄永松说他特别喜欢天津的城市文化。“天津的城市底蕴很厚,天津的曲艺太精彩了!天津的年俗,天津传统的生活风味非常好。我觉得天津人是有福气的,应该发扬天津的‘津津有味’,好好地爱惜自己的地方风物、地方风味,坚持下来,必然外地人都会过来。”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会和朋友来天津玩,给台北的朋友采购一点剪纸、吊钱儿。近几年,他也看到天津的吊钱儿在悄然变化,“现在大多数都是绒布做的、贴金的,用机器造出来的绒面,太富丽堂皇了。”所以他呼吁天津的吊钱儿、天津的年俗文化要保留更多的传统风貌,“不要破坏,努力保护,把整理工作做好,让它消失得慢一点儿。”

黄永松的文化大梦已经做了四十几年,许多难忘的经验,交织成酸甜苦辣的各种心境。他说:“我总希望通过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能够让大家知道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让我们中国人有自信,知道自己的文化多好、多丰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来一起完成这些事情。”

民间文化保护永远做不完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您到北京以后,做的第一个民间文化研究项目是什么?

黄永松:我到北京以后,马上被这里搞民间艺术的老师们吸引了。他们有民艺学的讨论会,我直接去参加,认识了很多学者。我们做的第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是和王树春老师合作。有一次开会,他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架上夹着一摞用报纸包着的杨柳青年画,那是用了很多心血努力保护下来的。然后我们又跟清华大学的一位福建籍老师一起回他的家乡去采访福建土楼,做完后我们极力把土楼推荐到联合国。再后来是去西北,因为我对黄河非常崇敬,所以又到陕北,做了陕北的图腾文化、虎文化。

记者:关于民间的文化保护,您这些年做得比较大的、比较成功的项目是什么?

黄永松:其实无所谓成功,因为做不完,重要的事情永远做不完。我们要做中华民间文化的基因库,让这些东西能够记录下来。我有几样要做,几样不做—首先是我要做中国的,不做外国的;其次我只做老的,不做新的,因为没有能力做新的,老的都做不完嘛;再有就是要坚持做民间的,上层知识分子的,比如像故宫里面的文物,我不做,我要做普通的、生活的;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已经消亡的我不做考古,我先做“活”的。这四个条件里包括的范畴,决定了我们选题覆盖的种类项目—5种10类56项几百个目。有了这个框框,我就可以做得有条理,不会乱掉。

记者:您出了很多书和杂志,除了文字,照片,您另外做不做录像和录音的采集?

黄永松:我们基本上是摄影和口述笔记的方式,不做录像。很多人对我说,你们不做录像很可惜。但是我们忙不过来,又要录像又要摄影,那么摄影可能就拍不好,我们一定要把摄影拍好,才能够记录很多很多很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专一的办法去做得更细腻。你看我们做的惠山泥塑,要拍摄它一步步产生出来的过程,要有详细的说明,还要有制作泥人的要诀分析,那么多技艺性的手法都要整理出来,整理以后归纳,其实比一个录像还要细致。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对民俗文化是否仍缺乏重视?

黄永松:我们社会的进程推动得太快了,大家的心态、欲望都与以前有所不同。现在都是钱钱钱钱。经济是很重要,但是它变成了没有平衡的主导来推动社会的一切,大家都贪恋物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过去的东西被丢掉得太快了,新的东西其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记者:您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黄永松:我觉得是平衡没有做好,科技的东西、工业的东西都非常好,但我们要使用它,而不是被它所用。在推动这些进步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度”。我越做得深入,越感受到问题,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深入其中也能感受得到。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一样,为什么非要跑出有机生态不可?都是因为不平衡。为了量产就下化肥,生产时虫多就下除虫剂。反过来再用添加物、造假,在物欲膨胀之后,大自然反扑回来;浪费破坏之后,人心会因为欲望、物欲而流窜。

用各种方式传承传统文化

记者:很多学者、研究者都是职业型的,在一个机构里从事这项研究,而您和他们不太一样,作为民间文化的研究者,您本身的状态也是民间的。

黄永松:但是我们也很苦闷。我们做了那么多民间文化方面的书,一般只能放在相关学院的图书馆里,老百姓能看到的不多。我们的书跟出版社合作,上架不久就下架了,没有人买。出版社来通知说要烧掉了,因为他们仓储存放也要花钱,我一听这个吓坏了,赶紧去把它买回来。

记者:自己再买回来?

黄永松:要不然你说怎么办呢?他们的书一批一批出来,那么你的书卖不掉他们就要解决嘛。我们的书肯定是很难卖的,这些书出现在书店的时候,也是被塞到一个角落,即使想买的人,谁又会发现它呢?我是个体户。我们自己卖书赚钱,读者支持我们,只能这样。但是像我们做的“最美童话系列”是赚了一些钱的,因为做得好,别人就会买。爸爸妈妈会读给孩子,同时爸爸妈妈也受到教育。这些东西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也能有些盈余。

记者:就是说您也考虑了一点儿市场?

黄永松:我不考虑市场我发不出薪水来呀!首先我自己就要过活,我们的团队也要生存,不能是纯义务的。

记者:现在网络、手机的发展很快,您有没有考虑用这些方式取代纸质书?

黄永松:现在电子出版兴起,纸质书面临挑战,书店会越来越少,这个对我们来说反而是福音。为什么?因为书店并不见得喜欢我们的书,全国的书店那么多,我每一家去送,量又很小,不是很累吗?但如果我们不出书、不给书店也不行,那样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现在可以在网上发信息,让网友知道,我们就培养我们的网友、增加我们的网友,因为我们做事的态度、我们精彩的内容,我们关注文化的用心,这些理念可以先让网友知道。

记者:您想过除了图书出版以外其他的盈利方式吗?

黄永松:其他方面我们也在做。我们在宁波慈城做了“天空慈城”的工作案,以前我们的书都是静态的,这次我们在慈城镇古县城做了16家博物馆,展示不同的民间手工艺。因为我们做过一本讲女红手艺的书,引起宁波企业家的注意,他们就来找我。宁波的加工、生产是非常有名的,全世界很多服装品牌的代工厂都在那里。慢慢地他们有了自信,他们也会想,我干吗要代工?所以就要从制造变创造,他们要学习老祖先的经验。他们找到我,我本来有别的计划,但他们很诚恳,后来我就去了慈城,开始做“传习手艺”。那里有一座唐代传下来的古县城,我们修复了空荡荡的房子,把它变成传习手艺的博物馆,还有各种材料商、工具商、设计室都搬了进去。很巧,慈城古镇也是冯骥才老师的家乡,我曾跟他聊过这事,才知道他的祖籍在那里。

记者:比如说像天津的杨柳青这类古镇,您会和他们合作做一些研究吗?

黄永松:我们民间文化保护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所以我们要先去做没有人关注的地区和事情。我们本身的出发点,就是感到现在抢救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用抢救的态度去面对。杨柳青已经很有名了,有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我尽量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我们留下脚印,带走笔记跟照片

记者:您到那么多地方寻访民间文化,您自己也收藏吗?

黄永松:因为我们来大陆比较早,那时候我们也“兵”分多路工作。下乡时,我严格规定我们的编辑不能搞收藏。因为一旦开始收藏,心态就会偏。这件事我们也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有时候一幢房子被拆掉,木结构的斗拱堆在那儿,有人说,永松,你买下来吧,这个很便宜。我绝对不买。因为如果我买了,就会促成他们赶紧把房子拆掉卖给我。但那人又说,你不买,他们还是照样会拆掉卖给别人。那我说我还是不买。如果多一些不买的人,或许能让他们反省:把自己根源的东西贱卖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后来我发现,我也错了,因为古董贩子一去,统统都收掉了……所以我说,收藏是用古物来装点现代生活,这种方式我是最反对的。

记者:假如说有一个年轻人,对保护民间文化产生了兴趣,他应该从何处入手?他有没有可能靠这项工作谋生?

黄永松:我的经验是,我们首先要想想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困难,再想想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做一件事情势必会碰到困难,这一点要先明确。然后你就把大的困难变成一个一个小的困难,慢慢逐一解决。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也必须乐观一点儿,也必须踏实一点儿,来鼓励自己不要被压力压垮掉。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说我的生存方式是怎么样的正确。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有积累出来的经验和力量,这一点可能年轻人还不具备。我当年的辛苦和现在的辛苦可能也不一样,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也不一样,以前的人都安分一点儿嘛,都安贫乐道一点儿嘛,现在人有生活压力。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年轻人,可以像我这样做这项工作,死不掉的!

记者:这些年您有比较困难的时候吗?

黄永松:困难重重。内外困难都有,实的困难、虚的困难都有。所以我刚才讲,还是把事情做好,它可以解决困难。你看我们有时候傻傻地去做,就是尽自己的一点儿力量,我们的文化一定会生生不息地慢慢滋长,慢慢繁荣。

记者:我觉得您有些像唐·吉诃德,靠自己的力量去和时代角力。

黄永松:我在台北说过一句话,后来在其他地方也说过,就是我们留下脚印,带走笔记跟照片。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城市浮夸的风气带到农村去,我们留在农村的只有脚印,带走的只是我们做的笔记跟图片。尽管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在笑话我。时代是在变的,风情也在变,人、事、物的外表也在变。但是又有不变的地方。

我念小学的时候,老师们很多都是精英,也给了我们中国式的教育。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数学老师可能是四川人,语文老师可能是北京人,自然科学老师可能是上海人,每个老师的乡音都不一样,这也练就了我们听老师乡音的能力。再有就是我们台湾的眷村,是全国各地的人杂居,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外省的同胞互赠的年糕都不同,台湾也吃大馒头,也吃豆浆油条,也吃萝卜糕。我在台北了解我们的祖国,我就得到了以小见大的好处,小而美。所以我说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库,台湾是最具潜力的新文化试验场,每个人都必须像小原子发出巨大的能量,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带起来。这是我们早期的想法。

1989年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那时刚刚开始两岸交流,我的岳父是湖北籍的老兵,等到他可以回来探亲时,我已经通过很多渠道了解了大陆,所以反而是我带着他回老家的。一队一队老兵结伴从东南西北来到旅行社办手续,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回去探亲。那个场景特别让人感动。那真是大时代的故事。我们不必去看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回来的过程就是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源头。到了广州之后,我陪我岳父开始探亲,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民间生活好丰富!我特别爱去的地方就是菜市场。哇!什么都有,就是以前在地理课本都会读到,什么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慢慢都可以认出来,也有很多蔬菜水果是不认识的。

那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做采访必须拿采访证,所以我每一次到我们祖国大陆的时候,无论去哪里采访,我都要先到北京来办证。所以到北京的次数最多。因为北京毕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大学都在这里嘛,这里的学者也多,所以最后我们就留在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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